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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张北川的博客文章[我与同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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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9 12:25: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与同妻研究
标签:同妻 艾滋病 男同 男同结婚 同性恋

我与同妻研究
张北川
  由于国内外学界都极少关注“同妻”的艾滋等健康问题,和为了促进对同妻研究的理解,我写这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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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12:30:42 | 显示全部楼层
1 因缘
  一般认为,科学研究的动力是好奇心,对人类自身的了解是好奇心的重要来源之一。我窃以为对人类的科研至少还有一种动力,即同情(或悲悯之心、同理心、“共情”)。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开首论及同情,认为它与“慈悲”几乎是同义词;休谟则认为,“广泛的同情是道德感的基础”,“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很强的原则……同情产生了由人为的德所带来的道德感。”推动我关注和研究同性爱现象的初衷之一就是同情,我开展同妻研究,初衷之一也是同情。20多年间我在学术路上常踽踽独步,不停步的动因之一依然是同情。我从医多年。医本仁术,医者仁心。何所谓仁?依我看,无非是“换我心,为你心”,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这,即是同情。
  国人防艾之策多效法西方,只是因政治文化之故,与西方的“接轨”较涩滞。西人用美沙酮等对抗共用针具滥用药物者中的艾滋流行,国人今如是。西人用安全套对抗商业性行为致艾滋流行,国人中的性工作者很大程度上主动落实了这一方略。西方男同建立非政府组织抗击艾滋,国人亦同样。在西方基本不存在的艾滋流行领域,国人损失惨重。西方不存在大量卖血者,中国有,中国大量卖血穷人感染并死于艾滋,惨剧引发的巨大创伤至今不断流血。西方也不存在大量一般妇女(特指异性爱女性)的固定性伴侣是男同/男男性行为者这种情况,中国存在,国人无经验可循,其恶果尚未普遍“浮出水面”。未雨绸缪还是如何?科学研究常是开路先锋。我主张先行一步。而且,研究同妻也是为了寻找真相、增进理解和唤起良知。
  同妻的婚内人生多是凄风冷雨。我自接触到研究同妻的过程则有某种故事性。1994年《同性爱》一书问世时,我根本未想到某一天同妻会找我咨询。记忆中我最初“接触”同妻是1997年,那年三位(前)同妻给我留下较深印象。其中一人在海外,她数次写信和哭着打过电话;一位是白领女性,孩子满月时丈夫讲出真相,她也是哭着打电话;还有位是医界专家,与我面谈数小时,讲了这种婚姻对她心理的严重伤害。记得《朋友》问世第二年,即1999年,有对夫妻几度给我信。爱上男同事的丈夫纠结于没有结果的苦恋中向妻子说出真情,《朋友》使他欣喜若狂,感到有了支撑,妻子得知一切后却痛苦万分,她讲自己爱家庭,她已有两个孩子,恳请我不再寄《朋友》。当年我应对咨询是心有余戚,却未意识到会有一天主动关注同妻。2002年青岛小雯女士(化名)因婚内冲突和准备离异多次向我电话咨询直到面谈(她回顾,她初次向我电话咨询是1995年),我仍没有想到有必要研究同妻。
  我最初想到应当研究同妻,是2005年,CCTV新闻调查栏目组到青岛制作节目时。我已清晰知道了同妻问题的严重性,便介绍小雯也接受采访。小雯的话语剪辑在节目《以生命的名义》中播出,栏目组事后给我了采访她的长达数十分钟的DVD。我想,甚至媒体也已关注这群女性,学界还不行动吗?我当临床医生时曾立愿:决不推卸责任。而且,学界本应超前。同妻研究面向的是相当脆弱的社会“边缘”群体。我一直认为对学人而言,边缘即前沿,自有其意义和研究价值。真的学人见人之未见,当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我已见到太多痛苦和泪水,“不思量除非是铁心肠”,挑战对学人是一种激励、机缘和命运的赏赐。
  我开始最初的探索。由于学界等各界别对同妻的认识严重滞后,2007年我主办“性向与人权法治研讨会”时邀请了小雯与会,“朋友”项目顾问、北京贾平律师对那次会议做了极好的筹备,完整记录了发言并在《朋友》刊出。台湾学界评价小雯的这次会议发言说,“这是(大陆)同妻族群踏出公开表达经验和争取权益的第一步”。2008年“朋友”项目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合办“全国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流会暨《朋友》十周年庆典·贝利—马丁奖颁奖会”,我再度邀小雯正式发言。此时我虽认为亟需研究同妻,又觉条件欠成熟。2009年何小培博士创办的女性权利保障机构粉色空间,在青岛举办我国“首届同妻会”,(前)同妻小雯和萧瑶女士(化名)等多位同妻参会。这次会议把进行科研的可能性提升了一大步。会后我委托同妻们呼吁学界开展研究。也是那年,同妻们给我写信,问用“同妻”一词自称是否妥帖。
  时机似已成熟,可以迈步了?
2 “似花还似非花”
  常有这儿那儿传来声音,讲国人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护,正站在“美丽新世界”的门槛上。同妻问题极具中国特色,但惟有何小培曾下气力关注同妻,而粉色空间资源有限。国内外对中国与性相关问题的关注,常是多重标准下的“区别性对待”。同妻是被这种“区别”抹杀的群体。时入2010年代,只有极个别中国学人持续地和国内外媒体断续地关注同妻。而且,因为传统文化等原因,我国女性比男性明显耻于谈论性需求和性行为,更鲜于申张性权利。特殊的劣势地位迫使同妻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反感学界有近期功利目的的行动。只有极少同妻愿意“现身”,她们通常只是倾诉压抑,因此科研难度很大。
  2010年秋卸下“朋友”项目的担子,我有了较充裕时间,决定启动同妻研究。我于2011年开始策划,并让萧瑶试着搞了一次内容简单的小样本开放式调查。为破除性别、性向和专业视野限制,选择项目组成员时,我有意吸纳了不同性别、性向和专业的人士,以避免“清一色”的偏差。同妻现象涉及多学科知识,科研内容几无前人经验遵循,所以我断续用了近一年时间设计问卷。我同时写了有关研究的四篇说明,包括“致同妻、前同妻和同女友姐妹们的信:对本次调查的说明”“致同妻、前同妻和同女友姐妹们的信:关于性病和艾滋病的一些认识”“关于参加同妻、前同妻和同女友调查项目的知情同意书”“关于本次调查中某些词汇的小词典和填答知识”,用来说明调研背景、参与条件、参与意义、拟参与者可得到何种回馈。说明文字里还介绍了项目组成员的具体分工、联系方法(邮箱),还说明参与者是“可以退出”的。这些文字经项目组全体成员和萧瑶等数位在婚及离异同妻审读,几位同妻作了补充。这年我向中国艾协会长沈洁女士介绍了自己对同妻的认识等并得到充分理解和支持,而《科学》杂志特约撰稿人就中国艾滋问题采访时,我讲了国际学界忽视的同妻艾滋问题。也是2011年,萧瑶以同妻QQ群为基础创立了“同妻家园”网站(简称家园网),我与她反复磋商并基本确定了有关调查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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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12:34:40 | 显示全部楼层
  2007年那次北京会上,我就真切感受到一些有影响力人士对同妻话题的抵触。2009年《朋友》刊出多篇同妻文章,女性研究界大力支持,女同支持,可只有部分坚持独身的男同支持。2011年末我的同妻科研项目申请遭到某些男同组织负责人似是而非的坚决反对。
  2012年中国同妻现象引起媒体关注。2月《中国日报》(China Daily)刊出报道《走近隐形“同妻”群体》,提到北京一男同组织负责人对我的工作强调:“张北川给出的(同妻)估计数据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甚至觉得对这件事情的研究毫无意义。将同妻人群推到聚光灯下,可能会造成人们对同性恋人群的进一步误解,甚至是憎恶,这不利于消除现在社会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歧视。”(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02/03/content_14528838.htm)3月路透社发出报道《中国“同妻”遭遇法律真空及文化偏见》。(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3/08/us-china-gaywives-idUSBRE8270D220120308)
  也是3月,我主要依托家园网启动了调查。5月起我收到同妻电话,反映与萧瑶/家园网关系密切的某人有问题。我由此知道那人向一些同妻提供有偿帮助却未能达成她们的愿望,或诱使她们对一种互联网赌博游戏投资,她们未得到回报。还有个别女性写了反映某人问题的邮件给我和一位认识萧瑶及某人的香港女性。香港人士告诉我,家园网对帮助同妻有重大贡献,她不相信萧瑶会为了渔利伤害其他同妻;据她观察,某人存在问题;我会因支持家园网和萧瑶“躺枪”。在我初步确认某人有问题后,曾建议不止一位求助者报案或找律师,依法行事。之前贾平等法律界人士和我向受到大伤害的无辜男同提供过救助,未让对方花一文钱。得到极个别同妻允许后,我把指控某人的信转萧瑶,并告知了自己处置同类事务的方法,希望家园网能妥善处理。我对一些背景知之甚少,同时静观其变。
  6月我收到质疑家园网和我的公开信,信的题目点了萧瑶和某人实名,也有我的姓名,落款是“‘同妻家园’同妻及志愿者、声援者联合签名:因身份问题,具体姓名此处隐去人数共计51人”。信里公开了萧瑶所在单位,就某人问题的描述与一些同妻所讲相似,但几乎把责任全加在萧瑶身上。信中指责我的科研,如讲科研没有经过“知情同意”,还要求退还写公开信的同妻完成的问卷。信的写手把信寄到科研项目组全部成员的电子邮箱,从而说明他(?)其实知道科研是在同妻完全知情的前提下进行的。写手的目的不言自明:尽可能地败坏萧瑶和家园网并阻止其运作;尽可能败坏和阻拦同妻研究,让科研“胎死腹中”。
  以往有过我支持的个别民间组织负责人及网站出现重大问题这种事,一些知名学者遇过类似事。与家园网关系密切的某人出了问题,我作为萧瑶的支持者自然受牵连,但只要工作就难免出些问题。对我应负责的问题我担责,至于力图把我抹黑的各式劣行,我见过许多,多几个少几个无所谓。向心存善良的人讲道理是应当的,却不必为心怀叵测的人多耗时间。许多年间我追随良知,追随求真求善的科学并以此为处世之道,我尊重人们出于良知和严谨学术的判断,对他人毁誉从不縈縈于怀,所以我不曾停止同妻研究。
  我用私人回信指出匿名信中对科研的扭曲真相之辞,说明了退出调查方法,让对方决定是否把我的信公开。我不公开回复,原因是怜悯写信者中极可能确有部分同妻,我不愿她们再受伤害。对方未公开我的信,又给我和项目组成员的信中很客气地称我为“尊敬的张老师”,并说“从未想质疑您的研究水准”,没有一位同妻联系我要求退回个人信息。萧瑶则公开回复了,讲某人背着她行事且与她有纠纷并已分手。我深觉匿名者对萧瑶难有公正,之后数次给那位写手去信,谈我认为怎样对萧瑶更公正。
  匿名者的公开信被一男同社区组织负责人大量转发并被送至《南方都市报》,该报等数家媒体采访了我。7月里《南方都市报》发出报道《国内最大同性恋妻子网站被指欺诈》(http://news.ccidnet.com/art/1032/20120704/4017387_1.html),《中国日报》发出报道《同妻群体联合控诉“同妻家园”网站涉嫌欺诈》(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2-07/05/content_15549954.htm),《国际先驱论坛报》(现称《国际纽约时报》)发出专栏文章《安德森·库珀公开性向激励了中国同性爱群体》(该文以相当同情的基调介绍了萧瑶)(?http://rendezvous.blogs.nytimes.com/2012/07/05/anderson-coopers-coming-out-rattles-chinas-closet/)。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成都商报》7月刊出《丈夫爱上他?女博士生跳楼》 (http://e.chengdu.cn/html/2012-07/18/content_335483.htm),报道了即将开始博士学业的一位同妻因丈夫劣行造成严重心理伤害自杀身死。这个事件使社会对家园网的关注戛然而止。对自杀事件,一男同律师为致同妻身死的人公然辩护,社区组织几乎集体“失声”。这又引起注意,英国刊物《经济学人》和荷兰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荷兰在线)就同妻自杀采访了我,并发出报道《如何看待同性爱:中国男同性爱者的婚姻误区》(http://www.economist.com/blogs/analects/2012/07/attitudes-towards-homosexuality)和《中国女博士遭同性恋丈夫骗婚跳楼自杀》(http://helanonline.cn/article/5116)。
  家园网出事前后,国内外一些媒体人向我讲到类似遭遇。媒体人试图通过同妻QQ群采访时,有混杂其中的男同冒充同妻搭讪,一些男同在QQ群里用下流语言羞辱和攻击同妻并攻击帮助同妻的人,甚至恶毒贬损帮助同妻的女同。我和项目组成员询问了家园网出事背景。一些同妻(含家园网志愿者)说,萧瑶无问题但某人确有大问题;她们在网上说几句同情萧瑶的话,就有一小群人肆意围攻辱骂;一些人“集中力量”攻击萧瑶是某些男同不愿看到家园网存在所主导的事件。同年秋家园网停止运作。总体上看,萧瑶的失误源自严重缺乏社区工作经验,以致被责难时相当被动,而且萧瑶职业的敏感性也成了压垮家园网的包袱。
  9月初《羊城晚报》用整版篇幅发出报道《“同妻”之悲》,介绍同妻阿红(化名)的不幸遭遇(http://t.cn/zWd4JdL)。不久阿红因为被丈夫感染有致癌力的病毒等向我咨询(她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妇产科确诊,曾把病历及活检报告单扫描件等寄我,同年底手术)。9月下旬我发表博文《就同妻罗洪玲自杀事件答问》,荷兰在线引述了我的主要观点。不久《人之初》杂志报道了我把同妻称作社会上“无声的在场者”的谈话,和该刊魏宏岭先生到青岛访问时小雯的话语。2012年底,四川省社科院邢飞硕士出版有关中国同妻的专著,该书写到家园网事及一些人向我泼污水。我最后一次收到萧瑶电邮,是201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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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12:39:4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项科研与一系列“事件”相伴,也沾染了浓郁的“故事”色彩。
3 部分发现和未能发现
  我深知同妻研究之难,于是数年铺垫,悉心布局。正式调查开始时我准备好仅能完成数十例。家园网终止运作时,调查已完成140多例,这是国内外从未有过的大样本调查。
  同妻对调查的积极反应出我预想,估计是家园网和我态度及影响,消除了人们的顾虑。调查问卷题量很大,参与者几乎都非常认真地完成了。她们的付出填补了有关知识的大量空白。这里只简单介绍部分发现。
  我以往就认为大多数同妻相当理性,特殊的生活史会使她们更倾向于支持社会赋予性向少数人群平等权利。同妻研究为这推测提供了可靠证据。科研获得的一些数据提示,积极把同妻的私人悲剧告知社会,有助于引导人们正视同妻现象,意识到像正视艾滋问题一样,正视同妻生活真相有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
  据之前同妻所言,我知道她们结婚时普遍未想到会和男同结婚,她们了解伴侣性向之前几乎完全没有艾滋及性病知识。10多年前就有同妻因被丈夫传染艾滋向我咨询,我由此知道同妻生活在艾滋高危环境中,所以调查前我就想到许多人(曾)被丈夫传染性病,一些人甚至染上艾滋。科研证明了估测,还提供了一些具体数据。
  与大量男同和同妻的交流使我知道,已婚男同远非千人一面。个别男同婚前曾向女方坦诚说出性向,但不明就里的女方坚持结了婚;少数男同婚前不清楚自身性向或仅有模糊感觉,婚后方知道;所谓同妻,之中部分人的丈夫其实是双性爱者。在婚内,一些男同是不折不扣的恶棍,但也有人始终心怀内疚,努力善待妻子并尽多承担家庭责任。任一个正常群体被推到社会边缘,都会出现较多越轨行为,同妻遭遇身体暴力的占比也必然明显高于一般女性。我主持的调查证明了一些推测和我的观察结果。
  除去部分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有数种婚姻缺少或不存在夫妻性爱,包括一方残障而另一方身心健全的婚姻,男同和女同的形式婚姻(男同与女同彼此知情缔结的无性婚姻),性向完全不同的男女缔结的婚姻,其中最后一种婚姻通常是人为剥夺女方知情选择权的结果。本项调查给出的同妻抑郁症状的极高发生率,远远超过近年调查男同获得的对应数据,从而反映出这种婚姻的悲剧性。小雯曾讲,大量同妻一段时间里有强烈自杀念头,她自己就如此;估计有的同妻直到自杀身死,也不清楚在婚姻里自己常年遭遇伤害的原因是丈夫喜欢同性;肯定已有许多同妻自杀身死,如果社会不变化,未来还会有许多同妻自杀。本项调查发现的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行为的发生率数据之高,提示了小雯说法的可信性。
  我在国内最早确认互联网已成为男同主要交往“场所”之一,10多年前我在专业论文中指出这一现象,曾被强烈质疑,但近年许多医界专家确认了这一现象。我没想到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妻调研发现,男同私人生活真相的“出水”,主要也是移动互联技术普及的后果。
  同妻们的许多答案出我意料。估计是郁积了太多压抑和痛苦,很多同妻对问卷中的问题添加了说明。例如,回答如何发现真相时,一些同妻没有填答问卷给出的选项。8人讲曾找“私人侦探”帮助;1人写作“跟踪,四年几乎无性,想搞个水落石出”;1人写道:“他勾引我父亲,我父亲比他大15岁”;还有人是因为夫妻间只有肛交行为或染上性病才想到丈夫性向与众不同。回答曾向周围何人说过丈夫的性向时,1人写道:“至今没有与任何人讲。因为他威胁我,如果说出真相,他就杀了我和女儿。”问卷未涉及与性行为有关的创伤性疾病,但1人补充说,“肛交导致我肛门破裂……”
  这项同妻研究还催生了文献《中国同性爱者、同性性行为者和相关女性等人口数值估测》的完成。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同妻(含前同妻、准同妻)显著超过1000万人。
  根据循证医学的科研要求,2011年我安排项目组同仁对国内外有关文献进行了第一轮检索,一位医学硕士耗时数月完成。为避免疏漏,2013年我安排了重新检索,一位医学硕士全面查找,一位医学教授复核。2014年项目组中一位博士又一次进行了检索。
  数次检索确认,美国学者(2002年)和印度学者(2010年)先后提出应当研究同妻艾滋问题,但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定量和定性(质性)研究。2011年国内卫生专家提出同样建议;著名艾滋防治专家桂希恩教授的团队发现,已婚男男性行为者对配偶的艾滋阳性告知率低于50%,已告知者其配偶艾滋感染率达28.6%。国际间已有的同妻研究仅限于西方少数几篇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质性研究报告。
  像许多原创性研究一样,作为引玉之砖,本项同妻研究无论在方法还是结果方面都存在某种局限性,它抛出的问题也远多于给出的答案。例如,怎样才能提升同妻对艾滋及性病的预防意识,何种情境下同妻更易感染艾滋及性病?如何估测当今有多少同妻感染了艾滋?在传统和现实建构的价值迷宫里,为什么相似情境中有的同妻毅然走出婚姻,有人却相反,难道只是害怕刚爬出痛苦的深渊就又跌入孤独纠缠的火坑吗?西方的科研确认,发现丈夫私生活真相后离异的同妻,其愤怒程度显著超过一般离异时的女方,中国同妻也这样吗?若真如此,什么原因使中国同妻很少公开发声?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同妻的平等权利?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社会这个大“系统”建构了各式各样的“情境”,情境的操控作用和个人的“特质”共同影响人的行为。是怎样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习、政治、信念、抚养、教育等力量揉合在一起建构了种种外在情境,而情境又怎样与内在的特质互动,影响着同妻及男同?据我所知,一些男同性情极温和,不明真相的同妻由于性压抑显得强势,于是男同想办法躲避,这种情况在已婚男同中占多大比例?为什么都是男同,有人拒婚有人婚前向女方说出真相,还有人直到真相揭开却还“理直气壮”地无视对同妻的伤害?性向之不同与道德水平之高下无关,但为什么太多男同婚后原有的美德会去个人化,为什么此时甚至去人性化,情境或特质怎样塑成了道德背离?……
本项科研已解答的问题可以延展,继续深入研究,许多疑问需要未来的科研,包括更大样本的调研回答。
4 不同的声音
  从观察者角度看,我国男同社区要求未婚者拒绝传统婚姻、要求已婚者善待同妻的声音极其微弱,以致湮没在“不问、不说”和性别歧视的话语中。很早曾有已婚男同讲,“婚姻法给我们了结婚自由”。2012年有位人很好且和我熟的男同(他此时已退出社区工作并结婚)告诉我:“讲同妻,很多已婚男同害怕。他们说,张北川老师对我们那么好,怎么谈同妻?”还有中年独身男同指出我熟悉的数位有影响的男同在婚内,并提醒我:“谈同妻,会使很多人同你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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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世纪才被迫开始跌跌撞撞地迈着牛步走出农耕社会,“集体主义”文化一直占有绝对优势。虽说毛泽东时代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但那只是让妇女像男人一样老实劳动。中国传统文化支持“男尊女卑”,强调“男大当婚”,要求女性“未嫁从夫,既嫁从夫”。男权的巨大影响使女性同时受到父权(家长制)和夫权的统治。西方文化显著不同,“个人主义”文化和权利意识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始于20世纪中期的席卷西方的妇女平权运动,颠覆了传统基督教性别文化的根基,如今的西方正走向“后现代”。正是这原因,对中国男同结婚,西方背景的人士另有看法,他们反对男同结婚,也较难理解中国的同妻现象。
  对中国艾滋防治有重要独特贡献的英国慈善家马丁·哥顿先生,获得过中国政府友谊奖。前些年我问身为男同的马丁,英国同性爱者是怎样获得平等权利的。他强调,关键是自己要树立正面形象,只有群体的积极形象,才能改变民众的歧视性认识。2008年那次北京会议上,马丁面对包括近百位中国男同在内的250多位与会者指出(节选):
  如果你是男同,就不应该跟女性结婚。在中国社会(其他许多社会也一样),有时候很难告诉人们你是男同,但不应该对你自己说谎,或者对你的朋友们说谎。既然这样,就不应该结婚。我很反对这种人为的不是真正的婚姻。你们应该反对并不是出于真心实意的结婚,不能够对别人和自己撒谎。
  2013年两位美国人士(分别是欧裔女性和非裔男同)访问我,他们关心男女同/双性爱者及跨性别者权益并对中国的性向歧视状况有所知。言及同妻现象,他们强调男同和一般女性结婚“不道德”。去年秋,我与国际某顶尖名校的一位欧裔著名汉学家交流。听到中国的同妻现象,深感不可思议的女学者变了神色……之后马丁一行到青岛。马丁又向青岛和一同到访的京津等地的男同组织负责人、我及我的同事讲到对男同结婚的认识,他强调了“榜样”的作用。
  2015年春,香港地区数位媒体人就同妻事到青岛采访。我讲了一些极端偏执的亲长如何逼迫男同儿子结婚,和男同虐待同妻的个案。他们说:
  我们很早就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是男同女同,我们很理解他们。这些男同中,个别人结婚不久就离婚了。在同妻问题上,是非很明确,骗婚肯定是错。男同有更大责任,应当让他们知道不能由于自己痛苦就伤害他人,不应该骗人。作为同妻,只是生气、怨恨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我们自己是同妻,受到伤害,不会不讲对错。在讲清对错后,再考虑如何对待加害者。解决问题首先是让加害者对受害者给予某种补偿。我们不同意让受害者简单地反过来去帮助加害者。我们在采访中知道了许多内地男同受到怎样的压力,但无法倾向于支持已婚男同。
  当然,也要注意背后的原因,应该关注后面藏着的社会问题,包括背后的文化、制度问题。解决了背后的问题,能更好地解决同妻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说,同妻和已婚男同都是社会和制度的受害人。
  在当代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男同勇于用行动颠覆落后文化。他们有个重要特点,即对传统婚姻采取坚决说“不”,他们坚持独身并反对男同和一般女性结婚,或早年曾结婚或早已向妻子说出真相,努力尊重女方权益。他们之中还有许多人尽最大努力为社会服务,对社会的贡献远胜于我。我认识多位这种男同,非常敬佩他们。然而,由于性向歧视,他们生活在无法公开性向的环境中。公开,就可能带来羞辱和伤害。他们无法坦然说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无法让家人和周围的友人分享自己的欢乐和忧伤。他们的头上有传统文化打造的“紧箍咒”,他们的正当权益不能得到普遍的道德支持,他们的公民权利缺少法律保障。这种现状常使我为社会落后深感痛心。
  多位男同友人向我讲到对男同与一般女性结婚的评价。青岛有位男同性情刚直,他父亲是老军人,他把性向告诉了父母,父亲指责他应该“对家庭承担责任,不能不负责任。不能太自私”。也当过兵的他答道:“你这才是不负责任。让我与女孩结婚,是想让我毁掉一个女孩一生的幸福,甚至毁了她家人的幸福。这样做,实在太自私”。北京甄里先生第一个想到口号“同妻到我为止”,2009年他建议同妻组织以这个口号开展宣传。他特别强调生活中应当尽可能地“真”,他曾说:“那些已婚男同晚上和妻子睡一张床,明明心里想着同性小情人,嘴里想叫‘小军、小强’的时候,也得记住该叫‘翠花’!”我向他强调应当考虑到“孝”文化的影响,他几分激动:“你以为我不是孝子?我这是‘大孝’!我也是独子啊!”后来从一些细碎小事上,我留意到他的确是很孝敬父母的。
  早在1998年,男同秦旭先生(化名)给我的信中有闪光的话:“心存善良,也许并不能避免别人伤害你,但能保证你不会去伤害别人。”秦士德教授1988年就在单位皮肤科内一次性病讲座上,主动公开了自己的性向指向同性。1994年邱仁宗教授主办“艾滋病与同性恋研讨会”,他委托我代他在会议上宣读文章《一个老年同性恋者谈“三不”》,那是他首次以实名和真实性向参与有关讨论。作为中国男同,他第一个提出男同生活的一个重大原则“不婚”。2000年元旦,在聚会中回答一对男同伴侣问他一生是否幸福时,他说:“我没有违背自己的愿望生活,我过了我想过的生活。而且我没有结过婚,没有伤害过其他人,没有让自己、也让女性受过罪。”2009年《朋友》刊出一组同妻的文章,男同沧水先生(化名)为之撰文。他指出(节选):  (大多数)同妻生活在没有察觉的巨大谎言中,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苦心经营的婚姻,却总是不能带给自己期待的幸福。而作为婚姻中的男同,谎言的制造者,对这一切当然心知肚明。
  有一定文化程度和一定谋生技能的男同,只要自己希望过一种有责任感有尊严的生活,总能想办法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不需要靠婚姻、靠无辜的女人为自己搭建避风港。今天的社会流动性、信息丰富程度、观念现代化程度、经济繁荣程度,都足以支持有想法的男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是怎样的?全面了解自己的性取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需要,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无伤于他人,是尊严生活的基础。
  天津男同杨杰先生创办的天津深蓝,是我国最有影响力的男同健康干预机构之一,是天津市民政局注册的社会公益机构。今年春节期间,他专程到青岛看望我。我向他讲到同妻研究,还讲我认为已婚男同对同妻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包括道义责任。他说:
  对同妻问题的态度,我个人认为,妻子要的是爱,不仅是责任,只是承担责任并不能让妻子幸福。男同结婚了,只承担责任是不行的,应当有爱,但男同不可能爱女性。我不结婚,是不愿意同床异梦。已婚男同咨询我时我都建议离婚:我反对男同和女性结婚。有些社区人士反对同妻研究是错误的。应当揭开同妻生活的悲剧,越早揭开,越全面深刻地揭露,越好。这种揭露可以使社会知道,如果异性恋者漠视男同的权利,不仅会伤害男同,歧视还会迫使男同结婚,进一步也伤害异性恋者。只有积极揭露同妻生活悲剧,才能更好地改变社会对男同的态度。社会是伤害了男同,但如果支持男同因此伤害女性,这就支持了一种野蛮的弱肉强食的认识,这是错误的。男同结婚是对女性性权利的侵犯,不应该容忍这样的现象继续下去。
  有男同朋友还在信中写到艾滋阳性男同隐瞒事实与已婚男同发生性行为这种现象并评论:
  有个我认识的朋友,称之为A吧。A感染艾滋后认识了B,生活到一起。A聊天时表示不愿意把自己的病况告诉B。朋友们担心他在性爱过程中未必能够充分保证B的安全。B已婚,和妻子偶尔也生活在一起。看到B暴露在艾滋风险中,朋友们都很担心。有义务把A的病情告诉B吗?或者应不应该敦促A亲自告诉B?
  在这种关系里,A不肯把实情告诉B,应该说是非常自私的。我不歧视感染者,但很鄙视这种自私行为,其实都不应该称A为朋友。
  对男同明知自己已染艾滋却仍结婚,进而使同妻感染的实例,一对已共同生活10多年,40岁出头的男同伴侣给我的信中强调说:
  男同已经感染了HIV还与一般女人结婚,这是失去了做人的底线。这是典型的害人害己,可以说无耻自私到了极点,超出了道德的范围,应该受到强烈谴责。
  对如何认识男同与一般女性结婚,应当怎样处理有关的艾滋传播问题,我国男同社区内正有一种新的价值观浮现。我认识的多位男同,包括数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少数中年人、较多青年人,他们选择了独身或与同性伴侣共同生活,1990年代以来还有少数男同选择了形式婚姻。他们讲,坚持非传统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自身权利和尊重女性权利。他们用行动实践了新的伦理观念。近年互联网上,更有一些独身青年男同和他们的亲长向同妻提供心理支持,并说服男同拒绝传统婚姻。
  希望有更多的社区人士学习社区中的好榜样,也希望全社会大力支持性向少数人群中的这种榜样。
5 不短不长之考
  “男同的痛苦是痛苦,我们的痛苦就不是痛苦?他们骗了我们,他们害苦了我们,他们毁了我们的幸福!你们却让我们理解他们,让我们同情害我们的人。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我们就不是人?!”
  在我为男同结婚辩解时,小雯如是说。她的尖锐诘问曾让我哑口无言。小雯还几次正面批评我不公正。我手边保存着一位遭遇重大伤害的同妻批判我等“专家学者”的长信,保存着年轻的初语(化名)姑娘恋爱和婚内阶段的日记。在当今社会,善良和爱常是噩运的别名。初语就是如此命运,她根本未想到青年人也会把恶披上美丽外衣,加之中国性文明严重落后,她一度跌入火坑。她婚前见过只爱同性的人,她并不歧视。但男同对她的直接伤害改变了她的认识。初语2014年3月开始同我通信,去年秋天离异。以下是她同年5月一则日记中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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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12:49:20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实太残酷了。我不曾知道人性还有如此丑陋不堪的一面。张(北川)教授说男同和男同是不一样的,显然,我遇到的男同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说什么他们是弱势群体?他们就是糜烂和滥交的代名词!说什么是社会文化导致的男同结婚?他们都是一群自私自利的性变态!他们可怜,被他们骗进婚姻的女人难道就是活该?
  知道了真相,就有义务保护他们的隐私吗?还要受到他们的威胁!我在心里诅咒你们永远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灰色地带,诅咒你们永远饱受伦理道德舆论的折磨,诅咒你们永远追求真爱却得不到真爱!这是你们伤害无辜女人应当承受的代价!
  我诅咒你们!!!
  正是同妻的呼声使我清楚地知道了我和国内学界的视野有巨大盲区,并引发了思考。
  同妻问题不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同妻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各有不同。在南非和南美的许多国家,与性向有关的权利得到社会舆论广泛支持,并得到法律保障,进而避免了大量同妻出现。在宗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严刑峻法使男同深深地潜藏地下,女性依附男性的文化得到普遍支持,因此同妻同样深潜地下。在印度等人口大国,尽管依然存在惩处同性性行为的法律,但活跃的男同社区已然浮现,可以料到在这类国家和地区,同妻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浮出水面。
  总体上看,同妻问题是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但在中国女人必须遵从“三从四德”而男人却可以三妻四妾及嫖妓的时代,同妻现象并不构成社会问题。同妻的浮出迟至20世纪末,问题提出时是21世纪初。它与国人人权意识的初步觉醒,特别是女性平权意识的崛起,“性革命”的出现与保守的“反性主义”退潮等有关。
  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多元。普通民众不关心什么同性恋什么同妻,至多好奇地瞥一眼。他们认为,一般男女婚姻中还有许多事没解决,遑论其它?这类俗见不值一哂。相当多的男同也不关心同妻,并反对他人关注同妻:“风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有人士说:“已婚男同找男人玩,这没什么。同妻同样可以出去找男人,这就平衡了。” 这说法表面上顾及同妻权利,实质上反映出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婚姻文化和一般同妻的认识。很多已婚男同是绝不许妻子“出轨”的。一些同妻还告诉我,子女和家庭更重要,婚外性行为缺少安全感,没有多大快乐。
  一些人士认为解决问题应当男同优先,同妻置后。这是怪论,是把女性当作“劣等公民”。男同受到性向歧视压迫,他们和同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压迫下的同一根枝蔓上的苦果。但二者不同,同妻受到多重压迫,已婚男同可以把外界压力转移到婚内的他者同妻身上。对同妻问题,法律界专家从法理角度论证过一个道理:受害人不能以受害为由加害于无辜者。不把同妻当成人,又怎能指望外界平等对待自身呢?不能平等对待利害攸关群体之时,要拥有自尊和尊重极其艰难,损害他人权利必然有损于自身权利。  在社区和学界内外,还有人士认为,目前披露的同妻不幸生活的实例只是个别极端,没有普遍意义。这说法凸显了同妻研究的重要价值,也反映出部分人士对同妻生存状况了解不足和平等意识缺乏。我们谈到性向歧视导致的恶果时,从不说“缺乏代表性”。为什么谈同妻权利严重受侵害的个案时,就不能公正归因呢?大量科研已经证明性禁锢对男同健康的恶劣影响。同妻的性权利受到压迫,若不是普遍存在问题,岂非咄咄怪事?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动男同和一般女性结婚,是昨天的“无形的手”在操控,可以理解现今某些方面水平较低的男同仍然结婚,但不应囿于旧日的价值准则,不应固守陈腐文化。
  当今支持男同和一般女性结婚的主要理由包括,应当认可“孝文化”(含“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和生育为中心的传统性文化的积极价值,男同和女性的结婚自由得到法律认可,人皆有通过传统婚姻获得子女的权利,男同同样可以承担“好丈夫”、“好父亲”角色。然而从以下尺度评判,传统认识站不住脚。
  一种尺度是伦理。支持男同结婚的理由需满足极重要的前提才符合伦理要求。这个前提是女性对男方性向和婚后两人或男方单方面选择“开放性婚姻”生活方式,事先拥有充分的知情选择权或婚前同意选择无性婚姻。如果女性的这一权利得到尊重,男同结婚就拥有正当性,反之则不然。至于在已建立的婚姻中,还需考虑个人行为对双方的不伤害原则,对家庭的有益原则,处理相关事务时的公正原则。如果不坚持这些原则,就无法说承担了责任。
  另一种尺度是人权。在公正天平的两端,不同性别和不同性向的生命是等值的。平等是人权的主要核心内容之一。男同在隐瞒真相的前提下和一般女性结婚,是严重忽视女性的平等权利,是把女性物化为掩饰真相和生育的工具。这种婚姻践踏了女性权利。
  科学无禁区。真的学人知道了上千万人在活受罪,就无法转过脸去。看见了就总得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否则,作为学人和医生,你对不起良知,对不起天职,甚至愧对读过的那些书!一些人士不明白,学界大力支持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决不等于支持某个弱势群体压迫其它弱势群体。一些人士强调谈论同妻问题会对自身带来威胁和危害,这种认识主要源自难以面对良知的羞愧和恐惧,反映出知道自身群体中部分人确实侵害了女性权利。阻拦和公然反对同妻研究反映出部分人士的科学素质低下。近年我国男同社区处境获得重大改善,原因之一便是受惠于有关科学的普及和学界不断突破禁区。到了2010年代,一些人士却以为可以为科学划定禁区了,这类短视有碍男同社区的良性发展。许多年来我努力用科研成果促进社会提升对性少数人群的理性认识,力图用它提升社区和学界的认识水平。我同样希望用同妻研究成果促进未婚男同拒绝结婚和已婚男同善待同妻,包括知道妻子难以忍受婚姻时及时离异和离异时公正地处理财产。对科学探索扣上“歧视”的帽子是幼稚的。对同妻研究的负面态度,提示了一种特定亚文化对人权理念的落后认识。我常向秦士德老师讨教。他曾质疑:“怎么一讲男同中有什么问题就叫歧视?”他从来不把性向如何作为评对错、断是非的标准,根本不信这样的“判断原则”,他看重的是科学和事实,看重的是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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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12:53:07 | 显示全部楼层
 1997年我在京邀请约10位男同交流,绝大多数人反对我谈艾滋,说会强化歧视。但正是通过勇敢地抗击艾滋,当今男同社区在社会上树立了相当积极的形象并赢得尊重。对同妻问题,男同社区也应有正面态度和行动。反对性别歧视,反对封建时代的婚姻文化,同样是反对性向歧视和争取自由的重要组成。不能依靠某些幻象麻醉自己。若只是一味回避,只是站在性别歧视的立场上反对性向歧视,是容易被指为伪善的。中国对性向的认识已有重大进步,社区有关性与婚姻的社区价值观念水平需相应提升;一个弱势群体若是支持对其它弱势族群的压迫,是难以获得平等权利的。
  如何解决同妻问题?除去大力促进全面提升性向少数群体的人权保障水平外,可并行的对策无非是三选一。一是倡导未婚男同拒婚,倡导在婚者善待同妻;二是采用“驼鸟”战术,“不问、不说”;三是利用传统文化缺陷,坚持纵容或支持压迫同妻。第二、三种策略只会强化性向歧视,陷男同于道德泥淖。大量男同力图鱼与熊掌兼得,一方面自己努力无拘无碍自由自在地寻欢作乐,另一方面要求“傻女人”奴颜婢膝守护家庭养儿育女。不识公正,何来平等?传统的生活方式只会强化性向歧视。悠悠众口,谁能封堵?我国对性向少数群体包容程度最高的城市是成都,可正是成都的纸媒在国内率先报道了同妻自杀事件,正是在成都的社会科学界和出版界联手推出国内首部关于同妻的专著。在讨论权益保障时,当今中国男同社区正和学界一起奋力推行有关性向的新准则,以先进文明的标准评判中国状况。对社区内的落后现象,也应学习先进标准。
  我们必须认识到,以无边界的“权利”为由,企图颠覆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基石,是无法得到支持的;包容是有边界的,它不代表对恶的宽纵。社会心理学家把恶定义为:刻意实施的缺乏人性、伤害乃至毁灭无辜他者并从中渔利的行为。有必要认识这样的道理,隐瞒性向歧视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恶,掩盖部分男同等伤害妇女的真相,同样是一种恶,男同社区亟需努力提升抗御“平庸之恶”的道德勇气;反对乃至谴责践踏妇女权利是世界文明社会的共识,无论何种力量反其道而行,都会阻碍反歧视大业的进步;固守旧传统巢窟,只能凸显落后,同时陷自身于非义。
  学术的主要使命是解释社会,改变社会则需要无数有识者的苦斗。期盼男同社区主流文化的健康发展。这种发展会使全社会懂得一个简单道理:积极包容性向少数群体,就是善待自己。
6 三人评
  有背景明显不同的三位人士先后对同妻议题的评说,他们依次是秦士德教授、高燕宁教授和禹沛衡女士(化名)。
  去年末我把同妻研究文献转秦士德教授。请他评论,不仅因为他的性向和医学教授身份,还因为他是最初倡议成立中国性学会的十位人士之一,和他对人类性学的卓见。八十高龄的他细读了文章,写出《读后有感》。
  一、本项调研颇有创意和中国特色。
  二、本项题目25个字太多,可简略为4个字:“同妻之难”。其各项定语可在开题后逐一阐明。
  三、同妻之难的根源可分:性歧视、性别歧视、性向歧视三个层次,亦即传统性压迫的三座大山。
  四、文内可顺便提及“拉拉之夫”和“双性恋之伴”等。
  五、本人之所以未娶同妻不是由于道德高尚、智力过人,而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性环境较为宽松,压迫不重,使我得以脱险。
  六、性歧视由于性无知和性偏见,由于性教育严重滞后,“性三理”不能全面地、恰当地进入课堂,难免会因此死人。
  七、提一个设想,抽出三个课时分别讲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把性学重点和要点讲透,可能耗费不大而使人受益无穷。
  八、本文的作者集体把性学之光投照到特殊隐蔽的角落,使那些向隅而泣的同妻们得到关怀和指引。值得授予“慈航普渡特等奖”。
  之后我把同妻研究论文和本文初稿寄请复旦大学公卫学院高燕宁教授赐教。请他品评,不仅因为他是《同性恋健康教育》等专著的主编,还基于两方面原因。
  其一是他自1999年就开始全面关注艾滋与多种社会现象的关系,包括与男同的关系,自2000年就深入到艾滋健康社会科学项目中。从2001年、2003年和2008年开始,他在复旦大学开了三门新型研究生学分课程,“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和“性健康社会科学”,从课程名称便可知道他的学养。手中没有“金钢钻”,是不敢揽这种“瓷器活”的。有独立精神和勇气,又有横跨多学科和不同文化的大视野与兼容并包的襟怀,才能开这样创新内容的课程。  其二是专家学者对他的评价。医学专家高耀洁老人的回忆录《高洁的灵魂(增订版)》(2010年版)和社会学家刘倩教授的《血殇:中国河南HIV/AIDS田野报告》(2012年版),都有对高燕宁的部分介绍和对他学术能力的评价。这两部影响跨出国门的专著,都提到他重要的长篇学术文献《血殇: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2006年)。高耀洁老人的书中单有一个题为“高燕宁来了”的大段落,写道“高燕宁教授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科研调查工作中敢于碰硬”。该书还介绍了他的事迹,如他在河南艾滋重灾区,“赤脚穿着凉鞋”,因为是踏入有“禁地”色彩的敏感工作,所以当地若谁发现并举报他,就会得到奖金……刘倩的书中说,高燕宁的学术文献“站在医学和社会学资讯口上”,对我国艾滋血源性污染事件的有关种种“一网打尽”,“极具学术研究参考价值”,还指出他是我国公卫学院“进入河南艾滋村进行研究的第一人”。作为学者,能获得这样的评价和走出这样的道路,自然有资格评判我的科研。
  高燕宁强扶病体,就我的这组文章写了长信。他和我及秦士德虽说都在医界,但他的学术背景不同。他既有对性向的微观认识,又有“大卫生”的宏观认识。他深深明白我的学术动机,他对“制度人”与“实体人”、“人本位”与“男同本位”等的阐述则是我的目光不能企及的。得到他的授权,摘录他信中以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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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12:58:20 | 显示全部楼层
同妻问题,没想到你做得如此费劲、费时、曲折却引发那么多重连锁反应,没想到国内男同中有人卑劣到阻挠同妻研究立题的地步。其实对此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你的学术研究的确触痛了这个社会那条深在的文化神经,压下葫芦浮起瓢,显化了某个原本见不得光的晦暗幽灵,否则也犯不着那么明目张胆地反动。这就是你的同妻研究之所以“富有意义”之所在。正因此,我以为你做同妻研究的文化意义,大于你的男同研究,伦理意义要深于男同研究。因为男同研究的“破冰”意义主要是政治性和中国性的,这种“冰”在早就被“老外”先“破”了,你“破”的不过是中国之“冰”。而同妻研究这块“冰”,在个人主义文化国家中应该极少存在,或是一个伪(虚)命题,它是集体主义国家文化所独有,业已冰冻三尺,故是你在国际上率先把这块“冰”“破”掉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中国同妻研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度,大于你的中国男同研究。(只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直接用“同妻”做标题,这不正好在彰显同妻自己的主体视角吗?即使在事先得知该研究的前提下,我读起你这三篇论文的标题来,依然很“吃力”)
  我无法容忍那帮阻挠同妻研究立题的人,有如2003年我很看不惯某些人在会议上把一位教授当场轰下台。如今这种感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我从某些人当年的行径中看出其为人之“不地道”,即当自己是少数人时,就理直气壮地喊着“多数人不能压制少数人”,可一旦自己在一定时空中成为“多数人”时,却马上“翻脸不认人”打压“少数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这类言行是做人之“不道德”。其实为人地道不地道,做人道德不道德,根本不是性向问题,跟是不是同性恋毫无关系。这是人性问题。社会对男同的伤害是制度人对实体人的广意伤害,原本并不具体针对某个人,是等概率事件,谁碰着谁不幸,我们反对的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不人道,不把人当人看。而部分已婚男同对同妻的伤害却是实体人对实体人的故意加害,原本就是针对具体人的恶意陷害,我们批判的是这种人的没德性。显而易见,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伤害。如果社会对男同的伤害是“非人”的,那么男同对同妻的加害则是“卑劣”的,后者之肮脏程度远甚于前者。当后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公然打着“反歧视”的幌子来阻止调研其龌龊之举,深知其所做所为见不得人见不得光,而宁可用别人的身心痛苦来为自己的脸面抹光,将自己免于“歧视”建立在别人的饱受摧残之上——如果这还不是“无耻”的话,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无耻”?
  你研究男同的立场跟研究同妻的立场是相通的,如同我在课堂上讲男同跟讲同妻的理由是连贯的一样。你做这些研究的出发点,跟我讲这些课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正因为是同一种世界观,你不可能只做男同研究而不做同妻研究,除非你不知道;我也不可能只讲男同话题而不讲同妻问题,除非你没告诉我。否则,你原先就不会做前者,我原先也不会讲前者。这是人本立场,而非男同立场;出发点是人本位,而非男同本位。正因此,在我组织的课程中,以男同在书中的讲述作例子,用来提请学生读书时注意什么叫“男同本位”,它与“人本位”有何不同。又如男同在书中讲成家后婚内伤害案例的采选(对男同、同妻“平分秋色”,各打五十大板)、“直男”从事面向男性的性工作后的“性向异化”(态度是欢欣鼓舞和兴高采烈,却又无法山呼万岁,因这与鞭鞑“治疗同性恋”的逻辑是同一理由——“行为学习理论”对所有性向都是把双刃剑),我之后都特意给学生拨开男同本位云遮雾障之“庐山面目”,还原人本位的普世阳光。也正因此,当社会不把男同当人看时,我们反对这种非人的做法;同理,当男同加害同妻时,我们反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可问题是,遭受非人待遇者又对别人故意实施另一种陷害时,其人性是否应该受到进一步质疑与深刻追问呢?
  禹沛衡女士和我通信已8年。她敢于追求“自我实现”,新华社报道过她的个人生活。(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7/02/c_1111429328.htm)她是接受过名校法律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女同,曾在2008年北京会议上正式发言。作为“朋友”项目的重要志愿者,她是那次大会会议文集的第一责编,还与贾平一同编译了《北美与欧盟性取向立法概况》,多次写过与性向有关的文章或就同妻问题发声。和她频频通信中,我受到许多启迪,许多教育。与绝大多数男同对同妻痛苦的淡漠不同,她和多位女性对同妻极其同情。2011年我建立同妻研究项目组时邀沛衡参与,她慨然应诺。2013年研究论文撰写过程中,她积极参与了审稿。她的多重身份,女性、年轻、性向与众不同、法学教育背景和能够独立思考,使得她常能“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说出我无法说清的深刻道理。今春我征求她对同妻现象和同妻研究的评论,她数日间写出文章《伤痛和梦想》。这是一篇饱蘸情感和理性的好文章。压迫能够把思想打磨得更锐利。读她的文章,我又一次感到她视角之独特和认识深刻。尤其是她对同性爱者和同妻的“中国梦”的解读,让我感慨。如果把她的文章放到我这篇长文里,会使她文章的意义逊色很多,因此我把它单独放到了我的博客中。
  在某大城市,曾有同妻在闹市街头,用“行为艺术”表达自身群体的诉求。(http://www.danlan.org/disparticle_47877.htm)何时能有来自不同界别的更多人士关心同妻,是再次知道又有同妻不堪伤害自杀身死之时吗?
7 致谢
  拓荒虽说辛苦,但很有趣。像我1990年前后写作《同性爱》、1990年代研究女性性工作和之后开展男同艾滋干预工作一样,同妻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我个人学术兴趣的结果。只是这样的背景常较难得到理解。我相当幸运,我获得了来自多界别人士的指导和支持。
  学术之树不是木雕。只有不断用批判性思维和自我纠错的甘泉浇灌,才有学术之树常青。同妻研究是我学术生涯的特殊一页。从我接触性向问题之初到开始正视同妻现象,时间跨度长达10余年。我也曾是漠视同妻权益的人群中的一员。在这方面,如果说有“先知先觉”者,那是同妻自身。同妻研究进入我的视野,首先应当感谢小雯女士。正是小雯等用“皮肉熬出来”的认识的鞭策,使我“觉悟”,使我一再反思自身的成见,并启动了这一原创性研究。由衷感谢萧瑶女士和她创办的家园网,感谢家园网志愿者。家园网只生存了很短时间,但它已进入不可能被抹去的历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萧瑶为同妻的福祉付出了巨大代价。萧瑶仍然年轻。一个年轻人在一段生命历程中,能够闪射出夺目的光,是值得永远自傲的。家园网的志愿者们为公益投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无数在黑暗里煎熬的女性投注了明亮的光。如今有许多(前)同妻像当日家园网志愿者一样活跃在互联网上,她们的声音已无法封堵。
  真诚感谢每位参与调查的在婚同妻、前同妻和准同妻(同女友)。同妻几乎只能在公共媒体上偶然零星发声和很大程度上是在同妻QQ群里抱团取暖,证明了同妻仍是相当弱势的群体。参与科研是艰难的,填写长长问卷的过程无疑常引发许多不快。中国的性别文化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而不是真正的人,中国社会还缺少让女性成为性的叙事主体的空间。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同妻成为转移性向歧视压力的“完美受害人”。同妻们参与科研,是为了推进科学,推进广大同妻生存处境的改善。她们为推进真相被社会所知付出了心血,如果没有她们的相助,我也不可能了却一桩夙愿。
  为这组科研文献的问世,我感谢项目组所有的合作者,尤其是感谢项目组中来自性向少数人群的女性和其他女专家,她们以往就以志愿者身份帮助过同妻或正面为同妻发声,科研中从各自视角又做出了独特贡献。
  许多人士在坚决反对性向歧视的同时,也坚决反对性别歧视。一些人士对我的同妻研究有铺路之功,何小培博士是铺路者的主要代表之一。我还应感谢秦士德教授、高燕宁教授和禹沛衡女士的评说。而这项科研工作,更汇聚了多界别有影响力人士的相助,谨此向以下人士致以真挚谢意。
  1990年代中期我就认识了非常低调、谦和的权威学者刘伯红教授。伯红很有东坡词所说的“真彩凤,独不鸣”这特点。依我看,她是我国女性学和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顶尖学者。近20年间,她给予我了重大帮助。我国关注性、性别和性向问题的资深专家学者很多,但没有几人为上千万同妻从理论角度认真说过话,她说了,并在《朋友》中就同妻现象发表过独具只眼的灼见。在我的同妻科研论文撰写过程中她更一再赐教。2013年12月,她刚拿到联合国驻华系统的《公平在中国:引言》样书,到青岛开会时就转赠给我。她在该书《性别平等在中国》一章指出,性别不平等与性向等的交叉,使女性成为各个“不利群体中更为不利的人”,她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在性别平等方面,科学应当怎样尊重人性。她的解析融汇了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的精髓,视界之先进,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无人能出其右。她短短的浅白话语拨云驱雾,直中鹄心,在认识方法和指导医界工作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她的话语使我几次想到:医学主要是用“技术”说明问题,改变社会;社会科学主要是用“思想”说明问题,改变世界;二者类比,在众多重大健康问题上,“思想”能给人更多启迪。
  潘绥铭教授是近20年间不断向我提供重大帮助的性社会学界顶尖学者。2013年7月他和黄盈盈博士两人的《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出版,尚未拿到样书的黄盈盈就告我了消息。我反复捧读该书,数番就不解处请教。他不厌其烦,一再赐教。如果没有该书,我撰写的论文当大为减色,更没有《中国同性爱者、同性性行为者和相关女性等人口数值估测》问世。
  资深记者/编辑魏宏岭先生与我相识近20年。医学本科教育、性社会学研究生教育和媒体人三重身份,使宏岭目光开阔。1996年他在自己供职的性教育期刊《人之初》刊出我首次写作的关于同性爱的科普文章。当年那是很有些超前的文章,宏岭用大力气促成了文章发表。多年间他一直关注性向平等议题,他同样积极关心同妻议题,以致《人之初》是我国对同妻关注最多的纸媒。
  宋美娅高级编辑(《中国妇女报》)1990年代前期就开始尽力帮助男同,1990年代末开始持续帮助同妻。她数次参加我组织的会议并发言,还在《朋友》中发表过有关同妻的相当有深度的文章。2007年那次北京会议上,伯红和她、小培都力挺小雯发声。2012年媒体关注同妻期间她直接说了话。这次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她又向我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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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13:02:23 | 显示全部楼层
杨绍刚主任律师是我国最早进入艾滋防治界的法律实务界人士之一,是很有“铁肩担道义”精神的资深法律人。杨律师多年前就开始促进性向少数人群权利保障,近年更向许多同妻义务提供法律救济。我曾向他转介过多位求助同妻,他从不推诿敷衍。他的不吝赐教还使我学得了许多东西。
  先是积极关注家园网的张慧敏硕士/编辑把目光凝注在同妻命运上,而后是邢飞硕士写出《中国“同妻”生存调查报告》。这部书为国人推开了一扇窗,使民众知道社会上竟然还有无数这样的女性在暗夜里自己舔着伤口。它为许多同妻照亮了前行之路,还昭示了医界较之社会科学界的落后,并敦促我对同妻议题有更多思考。
  非常感谢《中国性科学》杂志发表我们这组科研报告。该刊编辑部收到文稿后,陈强编辑迅速反馈并指出:“‘同妻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杂志应该配合您的研究,积极的做好有关学术支持工作,因为这是在为社会造福,是一件好事。”在当今中国,重视人性和科学是很不易的。同时,我感谢中国艾协和《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对我的长期支持,包括对我的同妻研究的支持。
  当然,我也感谢那些反对同妻研究的人士。他们的声音展示了一些深层次问题,有助于我的思考。科学施惠于不同人群。我深信,心存善良的人们迟早会理解科学的真谛。
  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士的鼓励、支持、鞭策,这项同妻科研是不可能完成的。
8 不是尾声
  当今中国已进入各色“能量”让人目眩神迷的大时代,在喧嚣中老实搞点学问越来越不合时宜。2014年秋冬,先是政治老太向潘绥铭教授撒野,继而道德大妈对彭晓辉教授泼粪,不久李银河教授为民众上自由课,紧接着彭露露硕士隐遁空门。我在青岛一个小房间里,远远看一道道风景来来去去。
  我没有统计过有多少人次男同因为被逼婚和婚内煎熬向我咨询,但我知道太多这样的残忍实例,一些讲述使我对那些良知受摧残的人士心情沉重。今年3月上旬,三位男同的女性亲人向我咨询。因为这三位男同争取自由和自由的爱,争取“活在真实中”,结果引发了恐慌。三位咨询的女性中,一人在小城市,曾是中学教师,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她去看望时发现儿子和大学时的一位要好校友同居,和男友“两个人睡一张大床,床上只有一床大被”。她极郁悒,“他俩这样,是不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她问。她儿子说自己若结婚,会造成“三个人的悲剧”,一是儿子的悲剧,二是未来妻子的悲剧,三是婚后会和妻子发生冲突并离婚,将使母亲生活在悲剧中。她儿子给她了我的电话号码。另一位母亲在二线城市,40岁出头,儿子上高二,17岁。儿子的班主任,年轻的女老师让她“注意”自己的孩子。惊恐的她查看家中电脑,发现在同学们的QQ群里,儿子高调宣称未来要找某个男影星一样的男人共同生活,“我儿子还在网上看《断背山》!”她说,儿子的同学们一点也不歧视儿子,老师也很好。“过去他很乖,很听话啊,是不是我的教育方法出了问题?我只向孩子讲未来要交女朋友,要结婚。儿子一听就把话岔开,还说他明年要考离家最远的大学。”她加入了网上一个“妈妈QQ群”,几个少年男同的母亲给她了我的电话号码。还有位是姐姐,26岁,电话中边说边哭,她的24岁的弟弟当天向她和母亲讲明自己只爱同性,决不结婚……
  传统与良知、科学在艰难地磨合。
  我也仍在关注同妻。去年与我面谈的最年长同妻婚史40多年。她在中南某省会,去年才知道丈夫性向,不久又知道丈夫的艾滋已在治疗。多年间丈夫对她极为暴虐,去年她两次到青岛找我哭诉,第二次是带丈夫一同找我。她去年末离婚,今年春节时前夫带了一个男子跑到她家住下。正月初四和初八,我接到她的电话。“你有权力让他离开”,我说。“我不敢说多了,说多了他会掐死我。”接着她讲了在婚内时丈夫怎样两次掐住她的脖子,直到她觉得快要憋死时才松手。听她的讲述,我感到一阵寒意蓦然间掠过全身。
  去年向我咨询的青年同妻中,三位青年女性婚前无性交史,结婚时丈夫隐瞒性向,婚后丈夫与她们从无性事。还有位青年同妻,人在大西南某地,去年得知丈夫患艾滋且已至晚期并伴晚期梅毒。为保护孩子,她和家人不敢说出她丈夫患病事实,甚至不敢申请可能获得的医疗救助。她焦虑地眼瞅着丈夫的生命之火一点点熄灭。她丈夫3月中旬去世,好几个月里,她在文字和电话里不断讲着面对的困境。
  也是3月,某同妻QQ群的群主(前同妻)到青岛访问。谈起家园网,她说得很有趣:“听说家园网是您创办的……”
  早在1990年代中期,我就知道男同/艾滋研究将成为显学。2003年我在《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发表的文献中指出,该类研究“正在成为显学”。2010年代以来,对男同等男男性行为者艾滋问题的科研已蜚然成势。可以想见经一段时期后,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包容,随着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的进步,同妻研究也将成为显学。因为女性毕竟同男性一样,我们都是人类家族的成员。
  2014年2月23日,我上午在工作室修改本文,下午于家中修改同妻研究论著。晚间到明无寐,家事业事,浮沉于心,得一短章,次晨写出。录于此:
  韶华付流水,几人哀同妻,复怜小儿女,慈严共凄迷,数年修一果,功成无欣喜,中夜独惨怛,惶惶惊醒时,高树有悲风,谁解深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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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13:06:50 | 显示全部楼层
 2014年2月初稿
                            2015年3月改毕
  
  说明:本项同妻研究有数篇论著已投寄或在写作中。已发表的四篇论著见后。从理解学术文献的角度看,这组文献的阅读顺序应当为,首先是了解各种有关人口数值,继而了解以往对同妻的公共卫生研究结果,其三是了解对中国该女性群体的健康状况的科研结果,最后是认识中国该女性群体的生活状况等。在博客中,按这一顺序排列文章。
  (1)《中国同性爱者、同性性行为者和相关女性等人口数值估测》(发表于《中国性科学》杂志2015年第3期)
  (2)《固定伴侣是男同性爱者/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与公共卫生》(发表于《中国性科学》杂志2015年第2期)
  (3)《固定性伴是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之相关健康问题及影响因素》(发表于《中国性科学》杂志2015年第1期)
  (4)《固定性伴是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之相关生活、态度和认知》(发表于《中国性科学》杂志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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